舊中國主權淪喪，統治腐朽，民不聊生，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危險。為了救亡圖存，青年毛澤東上下求索，尋求救國真理。在讀書求知與斗爭實踐中，毛澤東最終選擇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。
“研究一個拔本塞源的方法”
青年毛澤東“身無分文，心憂天下”，列強的欺凌，軍閥的反動，社會的黑暗，使他痛感“國家壞到了極處，人類苦到了極處，社會黑暗到了極處”。他立志“研究一個拔本塞源的方法”，即從根本上找到救國救民的方法。
毛澤東對民族危亡境地深表憂慮，他感嘆“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、國幾蹈于淪亡之慘也”。1915年5月，為抗議袁世凱接受日本滅亡中國的“二十一條”，人們將5月7日立為國恥紀念日。毛澤東憤然寫下“五月七日，民國奇恥；何以報仇？在我學子！”表達對袁世凱賣國的極大憤慨，顯露出勇擔使命、雪恥救國的志向。毛澤東認為要救國，青年人要擔負起責任，立大志向，探討事關世界、國家和民族前途的大事。他號召大家共擔責任，共同行動，徹底改造舊中國。
“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”
封建文化禁錮人民思想，阻礙社會進步。毛澤東認為要根本改造社會，必須摧毀舊文化，宣傳新思想，開啟民眾覺悟，“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”。
毛澤東激烈揭露抨擊并主張摧毀腐朽落后的舊文化，指出舊文化“五千年流傳到今，種根甚深、結蒂甚固，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”。1919年11月，長沙發生趙五貞女士抗婚自殺事件，社會反響強烈。毛澤東連續發表10篇評論文章，抨擊腐朽的封建文化和黑暗的社會制度，他積極宣傳新文化新思想。1919年7月，毛澤東任主編的《湘江評論》創刊，該報開宗明義：“本報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。”其創刊號共發表25篇雜文，其中22篇署名澤東。毛澤東不遺余力批判舊思想，宣傳新文化，熱情洋溢的宣傳覺悟了的民眾聯合的力量，號召人民以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去沖破一切羅網。毛澤東批判舊思想、宣傳新文化的活動，啟發了民眾覺悟，也推動他投身斗爭實踐，探尋救國之路。
“集合同志，創造新環境，為共同的活動”
根本改造社會，個人力量是薄弱的，必須聯合同志，共同奮斗。青年毛澤東結識了一批志同道合者，他們“集合同志，創造新環境，為共同的活動”奮發圖強。
1915年秋，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讀書的毛澤東發出“征友啟事”，希望結交對學問、時政感興趣，能刻苦耐勞、意志堅定、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朋友。啟事發出后，得到李立三、羅章龍等五六人的響應。羅章龍還和毛澤東通信約見。1918年4月，毛澤東提議成立并主持會務的新民學會在長沙成立，這是一群年青知識分子集合而成的進步團體，學會以“改造中國與世界”為方針，要求會員不虛偽、不懶惰、不浪費、不賭博、不狎妓，通過個人品行的培養，改造個人，進而改造社會。學會成立后，毛澤東主張會員“都要存一個‘向外發展’的志”，走出去鍛煉本領，他發起組織會員赴法勤工儉學。為此，1918年8月毛澤東抵達北京。1919年1月在北京參加了李大釗等指導下的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。4月，毛澤東回到湖南，“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了”。不久，五四運動爆發，毛澤東站在領導湖南學生運動的前列，與彭璜等領導成立了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，組織學生開展斗爭。12月，毛澤東等領導組織學生罷課，通電全國，發動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運動，次年6月驅張運動獲得成功。
在參加和領導斗爭實踐中，毛澤東初步積累了斗爭經驗，認識了民眾的巨大力量。但他也看到，運動雖然轟轟烈烈，但并未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，救國救民必須有科學真理指引。
“另辟道路，另造環境一法”
為了探尋真理，毛澤東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研究時事和社會問題。這一時期中國社會變動劇烈，新舊思潮相互激蕩，他的思想在快速變化中。
1910年秋，在湘鄉縣立東山學校讀書的毛澤東看到梁啟超主辦的《新民叢報》，開始“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”，贊同他們君主立憲的主張。次年春，毛澤東考入長沙駐省湘鄉中學后，閱覽了同盟會的《民立報》，支持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的政治主張。1911年他加入新軍，參加辛亥革命，懷著濃厚興趣討論了社會改良主義思潮。此后，毛澤東還大量閱讀西方著作，接受過進化論和民主思想。這一時期，改良主義、自由主義、無政府主義等思潮甚囂塵上，不可避免地影響著毛澤東，“是自由主義、民權主義、民族主義、改良主義、空想社會主義等理念的大雜燴”。
毛澤東在斗爭實踐中對不同思潮進行了研究和比較。各種主義主張處處碰壁的現實，使他逐漸認識到要改變中國命運，必須“另辟道路，另造環境一法”，找到真正的科學真理進行指引。
“主義譬如一面旗子，旗子立起了，大家才有所指望，才知所趨赴”
“十月革命一聲炮響，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。”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日趨廣泛，毛澤東“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”。
1918年8月，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，經李大釗介紹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。他閱讀李大釗的《庶民的勝利》《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》等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，廣泛接觸學者，探討各種社會主義學說。他參加北大哲學會、新聞學研究會和“平民教育演講團”的活動，實地到長辛店調查，了解工廠生產和工人生活狀況。1918年的北京之行，是毛澤東的思想從民主主義向馬克思主義轉變的開端。
1919年4月，毛澤東回到湖南，在斗爭實踐中，他研究、比較和檢驗了各種主義學說。1920年春，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，這一次他閱讀了《共產黨宣言》《階級斗爭》《社會主義史》等書籍，他的宇宙觀、社會觀和人生觀發生了根本轉變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，從此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。他認識到要根本改造中國，“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勵志的‘人’，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‘主義’”，“主義譬如一面旗子，旗子立起了，大家才有所指望，才知所趨赴”。毛澤東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，在湖南秘密開展建黨活動。正如他后來對斯諾所說：“到了1920年夏天，在理論上，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，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。”這樣，毛澤東完成了從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。